印尼的劳工组织较多且比较活跃，印尼工会组织眾多。据统计，目前全印尼大小工会约10万余家，隶属於90余个行业联合会。

    上述行业联合会又由全国四大工会联盟统辖，即全印尼工会联盟（KSPSI）、印尼繁荣工会联盟（KSBSI）、印尼劳工会联盟（KSPI）和印尼工人大会联盟（KASBI）。

    全印尼工会联盟是印尼政府最早批准，人数最多的工会联盟组织，下辖16个行业联合会。

    2012年以来，印尼工会组织主要在提高最低工资標准、保证福利待遇、取消劳务外包等三个方面代表工人反映诉求。近年来，工会一般不再与公司直接对抗，而是组织工人到国会、总统或部长办公大楼前，如外资企业则会到该国大使馆前游行示威。如诉求得不到满足，也会採取拥堵公路、机场、工业区等极端方式。

    歷史上印尼共和工会关係很深，1948年8月，慕梭（Muso Manowar）受苏联委托，回到印尼，重组印尼共產党（印共）。前內阁总理阿米尔（Amir Sjarifoeddin Harahap）领导的社会党、劳工党、印尼联合总工会、印尼农民阵线和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佈与印共合並。新中国成立后，左派工会团体印尼中央职工会（Sentral Organisasi Buruh SeluruhIndonesia）领导人也曾经多次访华。

    930后，印共与左派工会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等等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其主要领导人都被逮捕杀害。

    作为印尼的“建设之父”，苏哈多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坚定盟友，他的专制统治成为了“市场规律”中和“企业管理”中不可多得的“良好环境因素”。

发动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

    在苏哈多时代，全印尼工会联盟（KSPSI）是印尼唯一的一个合法注册的工会组织，目前会员460万人。1992年成立的印尼繁荣工会联盟（KSBSI）是苏哈多时期第一个独立工会，在苏哈多执政期间遭受了相当大的压制和迫害，1993年召开全印尼会议时，当会议刚刚进入到40分钟就被军警破门而入导致会议中断，在工会成立的最初两年，该工会有多名工人领袖被发现漂尸河中，更多的工人领袖被逮捕入狱，目前该组织会员有210万。印尼工人大会联盟（KASBI）目前约有13万会员，2011年曾经针对家乐福裁员，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游行，迫使家乐福收回裁员成命。

    而苏哈多下台后，印尼进入民主化，对劳工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印尼成为了东南亚第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全部基本条约的批准国，尤其是工会活动的自由化，允许合法罢工的出现，使得印尼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由於工会运动的自由化和对压制时代的强烈逆反心理，进入民主化之后的印尼，经常出现劳资纠纷，並且出现恶性循环状况。

    特別是美嘉娃蒂任总统期间，任命了劳工运动出身的前全印尼工会联盟主席雅各布．努瓦韦（Jacob Nuwa Wea）为劳工部长后，开始多次修改劳工法案，也为当前的劳工法奠定了框架。

    现在的印尼工会颇有势力，很多工会都宣称拥有数百万会员，在劳资谈判中发挥著关键作用。印尼在2015-2017的经济增长在5%-6%左右，但是工人的工资增长率近三年来分別是23%、14%、8%，这就足见工会的力量。

    当前的印尼劳工法在一定程度会被很多企业认为过度偏袒劳工（为提高就业率，印尼政府目前容许大量僱用契约工，即变相的放宽劳工法）。但是实际上，也因为触及到了很多劳工本身的权益，容易惹出事端。

    2011年，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投资项目，全球最大金矿和第三大铜矿自由港麦克莫兰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MoRan Copper&Gold Inc）印度尼西亚Grasberg矿，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罢工活动，为印尼矿场部门歷史上最长的一次，最终迫使自由港印尼Grasberg矿管理层与工会预计將在数日內签署一项薪资协议，同意两年加薪37%。2017年Grasberg矿发生了为期3个月的罢工，导致自由港股价应声下跌5%。

    2012年，全球鞋业巨头耐克经过11个月的与印尼工会的谈判，在印尼就曾经向工会低头，被迫支付100万美元加班费，该举动也在印尼各地引发新的要求加薪浪潮，並波及其它国际知名品牌在印尼的工厂。

    2012年，曾经印尼多个工会组织向日本、韩国大使馆抗议，因为这些国家在印尼投资的一些企业是採用雇佣合同工和外包工，以减少裁员时必须支付的“遣散费”。也有些是通常只按天发工资，且不提供附加福利。按照一些企业的说法，为保持行业竞爭力，有必要借助外包减少成本。

可左右政府决策

    在2014年之前，五一劳动节並非印尼法定假日，只有部份企业会有放假，也因此印尼多个劳工组织团体歷年来多次在五一期间游行示威，要求五一劳动节成为法定假日，2013年7月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宣佈五一劳动节从2014年起成为国定假日。

    印尼副总统尤淑夫．卡拉（Jusuf Kalla）曾经表示，由於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印尼放弃让国会接受有爭议的就业法改革。印尼政府尝试寻找其它方式，解决企业对某些严格监管规定的担忧，比如解雇、外包和薪资水平等问题，但是依然令外国投资者感到失望。虽然现任总统佐科威通过大量努力，將增长压到8%。但是时至今日，印尼依旧是工潮不断。

    虽然佐科威签署公佈最低工资计算公式规定法规（PP No.78/2015），希望可以改变印尼先前每年最低工资调整標准系由各省省长、资方及劳方三方进行协商决定的方法。但是，企业界反映工资无法达成协议已造成企业营运与投资的不確定性，同时亦降低印尼劳工的生產竞爭力，也不顾企业受营运成本增加之苦。

最低工资成最大爭议点

    最低工资长久以来均成为劳资双方最大爭议点，並因而导致经常性的罢工情形。民主化之后的印尼大部份政治人物比较短视，一些政客为了在选举中爭取更多选票，工会提出的要求往往都通盘接受，不断答应工会的要求，提高他们选区內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已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现在许多政策都走民粹路线，以此薪资议题作为爭取更多民眾支持的政治手段，或者做为政治筹码，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政策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甚么后果。

    特別是一些劳工运动出身的领袖进入政界后，更为偏袒工会组织，如曾任普哇加达（Purwakarta）县长、现任从业阶层党西爪哇主席的Dedi Mulyadi，曾经是全印尼工会联盟的秘书。曾任印尼国会议员的Yorrys Raweyai，曾经是全印尼工会联盟的主席。

    印尼人力资源部曾经出台一项规定，限定只有交通运输、清洁服务、餐饮、采矿等5类行业才能外包雇佣。这一部门统计，全印尼工人中只有30%属正式雇工，其余属合同工或外包工。

    隨著中国企业纷纷进驻印尼，劳资矛盾今后也会不断凸现。工会要求改善工人待遇，提高最低工资標准並增加正式雇佣。

    一些中国公司近年来把生产基地从用工成本不断增加的中国迁至印尼，部份原因在於印尼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亚洲国家之一，也有中资企业是採用外包雇佣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成本。

反华情绪被利用

    其实，对於“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工会或者类似工会的组织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印尼工会组织机构健全、工作手段强硬。有的太过强硬，甚至“越俎代庖”。2012年，印尼8名工会代表与日本外交官会面，要求日本大使馆在一週內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示威者“会回来，集会规模会更大”。因为他们確信，如果日本大使馆出面干预，那些企业会听话。

    全印尼工人工会联合会主席安迪．加尼．纳尼威曾经强调，如果印尼政府不对那些侵犯劳工权利的企业採取任何措施，这一工会组织会在全国范围组织上千万人的大罢工。

    由於中国和印尼较为復杂的歷史问题，尤其是两国歷史上曾经的伤疤，及新秩序以来多年的反共反华教育灌输带来的阴影一直都如幽灵一般的出现，中国企业在印尼除了要面对像其他外企一样的劳资问题，也要面临其他外企不会有的问题和困境，这也是会导致有些初到印尼的中资企业管理者会想不通，为甚么很多印尼人对於中国企业相比其他国家会差別对待的原因。

    关於当前的印尼工会组织，意识形態上很难有左派组织，能中立就不错了。有两个是亲日反华和帕拉勃沃的工具，名为FSPMI（金属、电器和机械工人联盟）和KSPl（印尼劳工会联盟），其主席名为赛义德．伊克巴尔（H.Said Iqbal），被收买为反佐科威打手，在2014年大选，污蔑佐科威是“印共后代”，是“华人代理”，是“中共走卒”，还在万隆印传单抹黑佐科威，明后年还会继续造谣生事，中资企业应认清其话动。

    2017年雅加达省长选举期间，有来源不明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声称有1千万中国劳工涌入印尼，包括非法劳工，並称他们抢走了印尼当地人的饭碗。印尼劳工会联盟主席赛义德．伊克巴尔（H.Said Iqbal）还表示，有些中资企业一直滥用適用於旅客的免签证入境，將“成千上万”的低技术中国工人带到印尼当地。这让中国劳动力涌入的问题被政治化，反华情绪被其竞爭对手所利用，令选举民意调查的紧张局势加剧。

    今年已经出现了採用外包雇佣方式的中资企业的印尼工会员工举行罢工的事件发生，並且罢工员工前往中国大使馆和印尼青年及体育部游行，在印尼多家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均有报道，在印尼当地造成了较差的影响。

面临种族政治风险

    隨著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也都会面临工会问题，尤其是2019年大选的来临，即便是普通的劳资问题，也会使得中资企业会很容易信手拈来的成为被政客们利用炒作、挑拨的焦点和攻击目標。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仍然將会很大。

    从荷印殖民时期的种族主义构建到新秩序时期，对中国人、中共的一些歪曲思想灌输，是经常引发印尼国內民族主义激化与反华情绪增加，时至今日，印尼的主流民调机构对中国的报道都会把中国列为对印尼最大的威胁。

    印尼新任国民军总司令哈迪（Hadi Tjahjanto）空军上將接受国会第一委员会的资格测试时，也论及中国威胁问题。

    而印尼的一些政客很猥琐，很多流氓、游手好闲之徒，往往摇身一变，变成民意代表，而且青云直上，佔据重要职务。曾任中爪哇苏科哈尔佐（Sukoharjo）县长的大印尼行动党（Partai Gerindra）国会议员李延多（Bambang Riyanto）多次炒作中国籍民要在印尼宣传共產主义。种族政治在印尼今后依然会存在的，这也是中资企业在印尼一直要面临的问题。

中资企业在印尼发展要重视工会力量

    中资企业在印尼是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可以帮助印尼民眾改变对中国看法的主要方式之一，倘若以指点江山，造福印尼民眾等高高在上的神仙心態是无法让印尼民眾对中国有友好的看法。而是需要有“內知国情、外知世界，身段柔软、內心强大”的心態，具备能力和热情的心態，可以由倾听者、旁观者、追隨者转变为行动者、创造者，进而在各个领域为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利益进行辩护、沟通、甚至交锋，最终达成理解和共识。

    印尼的工会活动会对中国企业的利益构成巨大挑战，与工会沟通不当会导致利益受损。因此，中国企业是否具备与印尼工会沟通的意识和能力，將成为能否成功解决劳资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而言，大部份在印尼的中资企业对印尼工会的组织运作模式及意识形態等缺乏认知，也对印尼工会不够重视。由於文化差异、意识形態差別等原因，难以与印尼工会相互沟通化解矛盾，这样会掣肘“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印尼的经营发展。中国企业投资印尼时要充份认识到中国和印尼文化的差异，一定要尊重印尼员工，关爱员工，多与工会沟通协调，以期取得共识。

    印尼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对於印尼工会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智慧。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中国公司得注意和印尼当地员工融洽相处。这点上，台湾日本企业领先我们很多。

歷史虽然不堪回首，但可以引以为鉴。印尼人他们害怕皆因为不瞭解，听信谣言，也多因为没有顺畅的渠道获取真实的信息。中印復交快三十年了，官方和民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印尼民眾也日益瞭解真实的中国，虽然届今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略显被动且碎片化。

    中资企业需要向印尼民眾展现中国开放包容、拥抱世界的诚意和能力，让印尼民眾感受到尊重感、获得感、舒適度，国与国、心与心之间的隔阂就会逐渐消融。可喜的是，近期官方与印尼各界主动交流，互动频繁。路虽漫漫但还是前景乐观的，且行且珍惜。

转载自印尼星洲日报2017-12-20